王东京

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，中央提出要优先保就业。而要保就业，就必须稳住市场主体。事实上，年初以来国务院已经推出了加大减税降费力度、强化对企业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。我写这篇文章，则是想从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角度，讨论怎样合理划定政府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边界，帮助企业进一步降成本。

先说我的观点。在我看来，政府可以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，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非多多益善。从理论上讲， 社会责任主要是政府的责任。当年亚当·斯密讲，政府是守夜人；弗里德曼也说，政府是我们的仆人。而无论是守夜人还是仆人，政府都应当承担提供“国家安全、社会公正、公共品（服务）、助弱扶贫”等社会责任。

社会责任主要是政府的责任，当然不是说政府就得大包大揽，或者事必躬亲。比如照顾孤寡老人，早些年，国内的养老院皆由政府投资，而今天大多是由民营企业投资。公共品也如此。提供公共品是政府的职责，可经济学指出，提供公共品不等于要直接生产公共品，“提供”与“生产”并非一回事，两者可以分离。

是的，社会责任可由政府承担，也可让企业承担。那么企业怎样做才算是履行社会责任呢？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企业必须赞助公益慈善活动。赞助公益慈善活动当然是履行社会责任，而且应该大力鼓励与提倡。但我认为此看法有失偏颇。事实上，只要企业接受政府委托从事某项公益活动，即便企业不出钱也是履行社会责任。

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：社会责任在政府与企业间到底如何划分？具体哪些社会责任应由政府亲力亲为；哪些社会责任可以委托企业履行？对此，有学者主张要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作分析，而我认为只需要对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作比较。因为社会责任无论由政府履行还是由企业履行，其收益相同；所不同的，只是他们各自的成本。

由此看，从成本角度划分社会责任，大方向应该对。难题是成本种类繁多，我们该选哪些成本作判据？这些日子思来想去，我觉得与此相关的成本主要有两种：一是沉没成本；另一是交易成本。沉没成本是指付出后难以回收的投资。比如你家里装地暖，地暖一旦安装，投资就算“沉没”了，即便你不用地暖，投资也无法收回。

对交易成本，读者应该不陌生，简单地说，是指达成某笔交易所花费的非生产性成本，其中包括信息收集、广告推介以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、谈判、协商、签约、合约履行等费用。这是说，除了直接生产成本外，所有其他费用皆为交易成本。为了与生产成本相区别，也有学者称其为“制度成本”。

读者也许要问：我们为何要根据这两种成本来划社会责任？为方便理解，让我用案例作解释：

十多年前我访问法国电力公司（法电），该公司一位高管说，他们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。事情是这样，法国边远山区之前有穷人用不上电，希望得到政府帮助。于是政府把此事交给了法电，而法电也欣然接受。为什么？我问过那位高管，他回答说，若政府直接供电，需架设专线；而法电有输电网，只要政府按成本价给公司补贴，公司不赔钱又能履行社会责任何乐不为？

读者听明白没？在这件事上政府与法电能达成合作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法电有现成的输电网，而当初建输电网的投资已经沉没。既然投资已经沉没，顺便替政府给穷人送电不过是举手之劳；第二，政府按成本价与法电结算，政府可节省（架专线）大笔投资，而法电则可赢得社会声誉。各得其所，自然是一拍即合。

据此分析，企业愿意承担社会责任，是因为企业已存在相关的沉没成本，若非如此，恐怕企业就不会积极合作了。这里我想到的另一个例子，是“垃圾焚烧”。处理垃圾焚烧事关公共环境，无疑也是社会责任。可这责任该由谁承担呢？按上面的分析，若企业有焚烧设备（沉没成本）可交给企业，但若政府与企业均无焚烧设备怎么办？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要再比较“交易成本”。从固定资产投资看，新建一间相同的垃圾焚烧厂，购买设备的费用政府与民企应该相同，但由于政府投资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所建的垃圾焚烧厂是国企；而民企则是自掏腰包。预算约束不同，日后企业运行的协调、监管等交易成本会不同。原则上讲：若国企的交易成本低，社会责任就由国企承担；反之，则可委托民企承担。

据我多年观察，民企的交易费用通常会低于国企。也正因如此，所以诸如垃圾焚烧一类的社会责任可以交由民企履行。不过要让民企接受，政府得做好两件事：一是用财政资金购买民企的“服务”；二是明确界定权利，允许民企向受益人收取适当费用。两者可选其一，也可双管齐下，总之是不能让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吃亏。

最后我再强调一遍：政府可以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，同时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事情可以委托企业办，但成本得由政府付。过去企业办社会有过教训，痛定思痛，我们绝不可重蹈覆辙。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背景下，政府应为企业排忧解难，尽量减轻企业负担。我这样讲读者同意么？